2022年2月24日，由广州博物馆主办的原创展览“色丝绣艳——广州博物馆藏花鸟织绣展”在镇海楼展区专题展厅正式展出。

　　展览共展出文物68件（套），是广州博物馆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通过出土挖掘、调拨移交、征集购买、接受捐赠等途径积累的2000余件织绣类藏品中的精华。其中，明代工部尚书戴缙墓出土的丝织品，是自20世纪50年代重见天日以来第一次面向公众展出。它与众多历代广绣展品一道，展现出广州刺绣工艺、贸易庞大体系的丰富面貌。

　　极为珍贵的广州丝织品出土实物

　　这件明代绣品是一件金线绣麒麟补子，1956年出土于广州梅花村明代广东南海县人戴缙夫妻墓中。戴缙曾任明成化年间的右都御史、南京工部尚书等职。这方补子是他所穿的第二层殓服，稠袍公服胸、背部其中一方。运用金线平绣等针法绣制。麒麟侧身而坐，狮身鹿角，圆目尖耳，背飘火焰，四周簇拥如意祥云。

　　古代织物因易受外部环境干扰，能保存至今的不多。广州的一些古代墓葬中，如南越王墓等，考古发掘时也曾发现有织物的痕迹，很快受自然风化影响而无法保持旧貌。据黄文宽所写的《戴缙夫妇墓清理报告》载，当时戴缙夫妇的殓装外面是重重包裹的被服，内面是墓主穿着的服装，仅外面的包裹就有15层之多。殓装就材质来分有棉、麻、丝三种，棉质的布、巾、被、衫、袍、裙、裤、袜、鞋等。当时虽然埋藏了450年左右，但质料没有变坏，“用水和碱漂洗之后……大部分还像新的一样”。麻质的则已腐烂不能收集。

　　丝质的被服、衣袍，“在开棺时看去还很完整，颜色也很鲜艳。开棺通风后，即逐渐变色，一触即破。其中缎类的比较完整，绸类的多数破碎，绢类的已全数腐烂不能成形了。所有丝质的原来都染有各种颜色，用的颜料可能都是有机的，所以脱变了。在通风、露光和漂洗后，仅留下丝质原来的浅黄色。”

　　戴缙在成化十九年（1481）免职家居，之后靠积蓄放利获利不小。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曾玲玲告诉记者，这件补子是入藏后第一次展出，可以让我们看到500年前广州刺绣的若干细节，领略广绣在历史中发展的脉络。

　　曾玲玲介绍，广博馆藏的丝织品品类包括各类绣件（挂帐、横幅、绣片、面料、桌布、床罩等)和服饰（上衣、下裳、旗袍、云肩、披肩、外销服、鞋包）等，技法有粤绣（广绣和潮绣）、苏绣、湘绣、京绣等，为中国各类刺绣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故宫博物院从1962年开始，多次调拨反映清代广州手工艺发展的各类藏品给广州博物馆，织绣品为其中之一，包括清代广缎广绣、印有广州商号的花绦等，共计60件（套)，成为广州博物馆织绣类藏品的最早的一批收藏。同时期，广州博物馆接收了一批由广州市文化公园移交的广绣及少数民族服饰，主要为民国至现代苗族、瑶族服饰及织物，共计60件（套）。广州考古出土的部分织绣品于20世纪70年代移交给广州博物馆，入藏25件（套），戴缙夫妇墓的出土品即是此时入藏。此外通过各种渠道、方式的征集，外销织绣品，近几十年来展现城市文化变迁、市民生活变化的纺织品也入藏不少。

　　三大版块展现织绣业的审美与创新

　　馆方专家介绍，明清时期是我国织绣工艺发展的鼎盛期，绣工们以精巧的构思、纯熟的技艺、多变的针法，运丝如笔，将大自然中生机盎然的飞鸟禽虫与色彩妍丽的花草树木绣入衣饰，制作出神韵灵动、托物寓兴、工艺卓越的织绣品。本次展览分为三部分展现明代至民国时期我国织绣技艺之妙、寓意之吉以及时代变迁中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

　　第一部分为“神形毕肖”，重点展示广绣的技艺之精与匠人之心。伴随着我国织绣技艺的不断发展，匠人们通过一针一线将世间万物描摹在织布上。清代织绣中花鸟的表现技法更加丰富多样，花草鸟兽纤毫毕现，如若天成，营造出无限生机。这部分中的清代红木雕八仙框白缎地绣花鸟纹挂屏以“禄寿同春”“丹凤朝阳”“孔雀开屏”“锦上添花”为题材，有“彩元绣庄”款。清代，彩元绣庄老铺及分铺位于当时广州城南繁华的双门大街、双门底一带，主营贡品和各省官服及相关配饰。这套挂屏曾入贡清宮，1960年代由故宮博物院拨交广州博物馆收藏。

　　第二部分为“传神取义”。这一部分主要讲述花鸟刺绣中包含的吉祥寓意，这也是织绣的灵魂所在。馆方专家介绍，明清时期的织绣，纹必有意，意必吉祥，形意结合，如牡丹喻富贵、石榴喻多子、兰花喻君子、仙鹤喻长寿、蝴蝶象征美好吉祥等。如清代的绿色花蝶纹广缎，用白、绿、红、黄、紫等色织成花蝶，花蝶纹饰虽小巧细碎，但构图严谨繁密，配色明艳，蝴蝶穿梭于百花之间，繁而不乱，富有活泼流动之感，呈现出一派热烈欢快的气氛，具有浓郁的岭南风格。民国时期的黑缎地打子绣团花婴戏图女褂，黑缎画上打子绣团花婴戏图，间饰牡丹、月季、菊花、桃花、宝瓶、双鱼、福庆如意纹等吉祥纹样，有“童子祝寿”“长命百岁”的吉祥寓意意。领口、袖口及下襟缘饰白缎地打子绣佛手、桃实纹衣边，也有祝颂“长寿”之意。

　　第三部分为“多元重塑”，突出了广绣的与时俱进。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与融合，中国传统花鸟纹织绣的使用和创意也有了空前的发展。精美的挽袖、补子等被改制成西方人喜用的托盘、攒盒、手袋，马尼拉披肩（广绣大披肩）也因西方人的喜爱而诞生，而中国也在西方思潮影响下掀起了一股“文明新装”风潮。此时的织绣因不同时域、不同民族而呈现出风格各异、情调相殊的多元之美。清末民初的白绸地白线绣花卉纹披肩以单一白色丝线绣制，主纹饰是由佩斯利纹饰组成的大西洋花卉，纹饰四角对称，采用咬针、铺针、扭针等针法表现花卉的饱满绽放与花枝的舒卷自如，外围以相同针法绣缠枝花卉纹一周，披肩周边缀以米白色网格纹长流苏。此类产品通常为西班牙人定制的新娘嫁妆，有时也会在其上绣制家族纹章。另一件产于1840年左右的淡黄网地彩绣花卉纹披肩是“马尼拉披肩”的代表，披肩是欧洲女性服饰的重要装饰之一，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洲的年销量多达8万余条，此后销量更是与日俱增，时至今日依然是畅销欧洲的时尚配饰。因这类披肩曾由广州运至马尼拉再中转欧洲，西方人称之为“马尼拉披肩。

　　链接：“针尖上的国粹”

　　中国是“丝绸之国”“衣冠之邦”，是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和广袤地域的交融发展中，织绣工艺百花齐放，绚丽多彩。广绣与潮绣总称为粤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唐代苏颚《杜阳杂编》中记载南海(今广州番禺)少女卢眉娘“工巧无比，能于尺绢绣《法华经》七卷”，可见唐代广绣的工艺水平已非同一般。广绣发展至明代，已成为民间的一个重要的手工业行业，刺绣成为当时出口的主要手工艺品之一。清朝时，广绣融合西方工艺美术风格，内容和技艺都有所创新，在乾隆年间，可考证的绣庄数量已达55家，广州刺绣业已有相当规模，影响力不断增强。

　　广绣工艺针法多变，有平绣、编绣、绕绣、凸绣、贴花绣、织锦等多种，能巧妙运用针法丝理表现物像的肌理；题材广泛，注重光和影的和谐运用；不仅讲究刺绣的针法技术，更加注重绣品的艺术效果，讲求“功”为“艺”用。广绣构图饱满、色彩斑斓、形象传神，具有极高的装饰性、艺术性。

 

编辑：老吴